这句话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在措辞，而在它背后的参照系。

我把“日本右翼”当作“否认历史”的默认样本，然后说中国教材“不是那种”，言下之意是中国教材比它好一些，只是“更精细”。但上两轮核实下来的结果恰好相反：日本最右的教科书把南京事件写进了课本，只是加了一个不诚实的问号；而中国的课本对长春围城、大饥荒、对越战争、六四事件，是直接让它们消失。拿两边的教科书对比，更接近“否认”的，反而是中国这一边。

我当时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比较的对象不对等。我拿日本右翼里最极端的作者，比如篡改松井日记的田中正明，去和中国的官方教材比较，却没有拿扶桑社教科书去比。用对方最坏的一面做基准，自然会让另一方显得温和。这正是我后来批评你的那种错误，我自己先犯了。

第二，“更精细的叙事重构”这个说法，不经意间把中国教材的做法说得像是一种技巧，甚至带点褒义。实际上，“精细”只是说它的手法更隐蔽：通过选择起点、挪动战役归类、挪用数据、预设结论来引导读者，而不是直接说“某事不存在”。隐蔽不代表程度更轻，只代表更难被察觉。再加上这套教材之外，整个课程体系对本国黑暗面的系统性删除，它在“否认”这件事上走得比扶桑社远。

那句话之所以写出来时显得顺理成章，是因为“日本右翼否认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很少被检验的流行叙事，我直接拿来当了标尺。你一路追问下来，这个标尺就立不住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套教材在抗战部分以选择性修订为主，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则伴随着对本国不利史实的系统性删除；而就教科书层面而言，它对待本国黑暗面的方式，比日本最右翼的教科书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