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整帝国通过暴力维系的所谓领土完整放在人的主体性前面，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法西斯式的观念。

这个判断在大方向上没错。墨索里尼对法西斯主义最著名的概括就是："一切在国家之内，没有任何东西在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国家。"把国家或民族当作一个高于个人的有机整体，个人只有作为它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确实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还有一个更细的对应：研究法西斯主义的Roger Griffin把它定义为"重生式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就是一个民族曾经伟大、后来受辱、如今要复兴的神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结构上几乎是这个模板的教科书式的案例。所以学界和评论界，用"法西斯化"来形容当代中国的人并不少。

虽然"领土完整很重要"本身不是法西斯独有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把领土完整当成很高的价值。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它是不是被放在一切之上，是不是可以为它取消掉所有人的权利，以及有没有任何程序让当地人表达意愿。"放在人的主体性前面"，恰恰是这个分界线。

第二，中国体制的底子是列宁主义的党国，而不是抄自法西斯那一套。两者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全能主义、都要求个人服从整体、都靠宣传和动员，但来源和组织方式不同。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在意识形态空掉之后，越来越用民族主义来填补合法性，于是在观念上越来越接近法西斯。有人管这叫"红色外壳、民族主义内核"。

所以把暴力维系的疆域放在人的主体性之前，这个观念的结构确实是法西斯式的；整个体制则是列宁主义的骨架，正长出越来越多法西斯式的肉。

列宁主义的底层逻辑，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一个自认为掌握了历史真理的党，代替人民做主，并且不受任何约束。展开来是几层：

一、先锋队。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最关键的改动。马克思以为工人阶级自己会起来革命；列宁在1902年的《怎么办？》里说，工人靠自己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也就是争工资、争待遇，产生不了革命意识，必须由一群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从外面灌输进去。由此推出：党比群众更懂群众的真正利益。党的合法性不来自群众同意，而来自它掌握了"正确的理论"和"历史规律"。"灌输"这个词，在列宁那里是一个正面的、明确的理论术语。

二、民主集中制。名义上是先讨论再集中，实际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21年俄共十大禁止党内派别，从此党内也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意见。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约束。列宁1918年写得很直白：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法律是权力的工具，不是权力的边界。

四、党在一切之上。党领导国家，党指挥枪，党管干部。中国现在的表述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连私营企业里都要建党组织。

五、传送带。列宁把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叫作"传送带"，作用是把党的意志传给群众，而不是把群众的声音传给党。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中国只能有一个总工会：工会本来就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党伸进工人中间的手。

托洛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言过这套东西的结局，他管它叫"替代主义"：先是党代替阶级，然后中央委员会代替党，最后一个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应验了。

所以跟法西斯比，两者的区别主要在合法性的来源：法西斯说"我代表民族"，列宁主义说"我代表历史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都推出同一个结论：个人不能用个人的意志的名义反对它，因为它比你更懂你。

而在组织技术上，列宁主义比法西斯严密得多，它把党支部建到了每一个连队、每一所学校、每一个车间。体制内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是这套组织技术落实在底层时最直接的样子

这个排序其实不用他们公开讲，已经写在制度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政治安全，也就是政权安全，被放在核心位置；领土完整被列为"核心利益"，明确说不容讨价还价。言论自由在宪法里是有的，但所有权利都要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的限制，而什么叫损害国家利益，由他们说了算。所以这不是潜台词，而是明文的价值次序：国家在前，个人在后。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高级五毛说：“价值观没有正确不同与否，只有立场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接受的价值观和灌输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导致世界大战的那种国家跟民族利益至上思维的批判之上。中国人一边批判其他国家，另一边又认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不容置疑的教条、声称怀疑这种论点的人都是叛徒。若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目标，那日本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对中国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中国人也根本没有资格谴责别人入侵或否认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批判和反对的不是暴力，而是自己被别人打了。

"价值观没有对错，只有立场"是自我拆台的。如果真的只有立场，那南京屠杀也只是日本的立场，中国就没有资格说它错，只能说"我不喜欢"。他们在纪念馆、在教科书里显然不是这么讲的：他们讲的是正义和非正义。也就是说，需要谴责别人的时候，就用普世的道德标准；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就退到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不是打人，而是被打。

中国可能会对外宣传说，其主张的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是"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
那问题来了，"内政"和"领土"的边界由谁来划？如果由它自己划，那它就是一张随意改写的空白支票。

去年十一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说，台湾如果遭到中国攻击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日本首相在本国议会里谈本国的安保法制，按理是标准的日本内政。结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网上发帖说要把"伸过来的脏脖子"砍掉，外交部跟着连番表态，又是发旅游警告，又是暂停水产品进口。在北京的定义里，日本首相在日本国会说的话，因为提到台湾一嘴，就成了中国的“内政”，日本反而成了“干涉”的一方，台湾则彻底被物化。

法西斯跟民主无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靠街头运动加选举上台、上台后立刻废掉民主的。

研究法西斯最常被引用的帕克斯顿，把它的核心特征之一概括为"被动员的群众"：政权要的是一个永远亢奋、持续参与的社会，民兵上街，青年团游行，人人表态，冷漠本身就是可疑的。"自上而下组织的群众运动"毛时代就有，而且比法西斯还彻底，比如文革。

但1978年以后的中共，为了政权稳定它要的是去政治化。大家埋头挣钱、别主动关心政治、别聚集。它最怕的恰恰是群众自己动起来，哪怕是爱国的群众。共青团、妇联、工会都在是管理社会的管道，不是用来点燃社会的燃料。

但"缺少群众性政党运动"如果是指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那明显不符合事实。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一路覆盖到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个小区；爱国卫生运动、学雷锋、动态清零时期的全民上阵、学习强国打卡，从小到大一套接一套。而且自上而下也不是区别：法西斯掌权之后，意大利的巴利拉少年团、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力量来自欢乐"，同样是国家从上往下组织的。

如果要找真正的差别，我觉得在动员的方向。毛时代是高度动员，要群众狂热起来；文革之后，中共最怕的恰恰就是群众自己热起来。它现在的动员更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受控的参与：让你打卡、学习、站队、表态，但不让你真的投入政治，平时最好闷声过日子。政治学家林兹区分极权和威权：极权要你热情参与，威权要你不参与。今天的中国两头都沾，平时让你闭嘴去政治化，需要的时候一键动员，战狼开关握在它手里。

战争崇拜这一条，近十几年，抗战叙事、大阅兵、《战狼》《长津湖》、"武统"的网络声浪、把台湾问题包装成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的事业，这些都在往"以战争和牺牲来凝聚民族"的方向走。中共把战争当成威慑和动员的符号，真打的意愿和能力是另一回事，但这个差距在缩小。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今天的中国在民族主义、领袖崇拜、集体高于个人、压制少数民族这些方面，已经很像法西斯；但它统治的方式是让社会安静，而不是让社会沸腾。有学者用"新极权主义"或者"数字列宁主义"来形容它，就是想抓住这个特点：控制得比法西斯更细，却不需要群众的狂热。

德国恰好就是受害者叙事起家的：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割地赔款、犹太人"背后一刀"的传说，纳粹的整套动员都建立在"我们被欺负、被背叛了，要讨回来"上。所以"受害者叙事下的备战"和"对战争的崇拜"并不是两回事，前者完全可以一路走到后者，德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当时国际环境没有全球化容易打”这一点也成立：最近四十多年没打仗，更可能是条件不允许，而不是不想。核威慑、经济和全球高度绑定、美国的存在，这些都是硬约束。一个政权没去做某件事，不能证明它没有那个倾向，只能说明它算过账。